9月27日，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获悉，某网络热播剧公开使用了黄某实名购买的手机号码，导致黄某频繁遭受陌生电话及微信好友验证通知的侵扰，黄某以该剧的制作方A公司与B公司侵害其隐私权为由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涉案手机号码被涉案网剧不当披露，造成了黄某私人生活安宁被侵扰，超出了合理容忍的限度，对此制作方主观上存在过错，构成对黄某隐私权的侵害。

黄某诉称，2019年11月5日开始，其不断收到骚扰电话和微信好友验证通知，严重扰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经过询问得知，该网剧二制作方未对涉案网剧中出现的手机号做画面处理，导致黄某实名认证的手机号出现在涉案网剧的第八集中。黄某认为该网剧二制作方泄露了其实名认证的手机号，以侵害其隐私权为由诉至法院。

A公司辩称，涉案手机号码系在拍摄期间由剧组授权工作人员购买，并由剧组合法使用。其无侵权事实，更无侵权故意，主观上无过错。2019年11月8日，在发现该剧第八集中出现了手机号码后，公司立即对相关画面进行了模糊处理，并于2019年11月10日将处理后的视频资料传予视频平台方，在当日完成替换，主观上无过失。

B公司辩称，其非涉案网剧的承制方，仅是该剧的出品方，未参与制作过程，对视频内容没有审查、监督义务。

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通常认为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另一方面是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制度保护，符合目前司法惯例，而且在立法上也得到即将实施的民法典的肯定。

该案中，判断涉案网剧使用和公开涉案手机号码是否侵害黄某隐私权，应根据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要件，即须具备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四个方面要件具体考察。关于加害行为，该案中，涉案网剧制作方在黄某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涉案手机号码用于剧中角色并公开在网络上，无论是否有陌生网民实际打扰，已违背了黄某不希望私人生活遭受他人侵扰的意愿，构成对其个人生活的侵扰性介入，涉及侵害其私生活领域内应有的安宁状态。

关于损害后果，根据在案证据，从涉案手机号码被使用和公开的方式、范围等不难判断，黄某的私人生活安宁明显存在被陌生网民侵害的危险。此外，被诉行为与黄某遭受的损害后果间有着必然联系，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

在主观过错上，根据在案证据，第一，制作方在涉案网剧中使用涉案手机号码，未采取任何风险防范措施。虽然A公司主张拍摄时委托剧组人员购买了涉案手机号码，属于有权使用，但并无确实证据证明，黄某亦不予认可，法院对此不予确认。第二，即便如A公司所言，制作方作为专业的影视剧制作单位，其有能力理解并判断一部影视剧从制作到播出的正常周期，然而从黄某现持有涉案手机号码的情况可知，A公司所称合法使用的期间明显短于涉案影片制作与播出的正常周期。第三，现有技术和艺术表达方式均能给制作方提供多种方法和选择，处理真实信息呈现的问题，以降低侵权风险，结合该案案情，有关处理方式简单易得，不会因此让制作方承担过高的制作成本。基于以上分析，制作方对涉案网剧画面使用涉案手机号码，未尽相应的注意义务，对可能存在的侵权风险持放任态度，主观上存在过错。

综上，涉案手机号码被涉案网剧不当披露，造成了黄某私人生活安宁被侵扰，超出了合理容忍的限度，对此制作方主观上存在过错，构成对黄某隐私权的侵害。

一审判决结果为A公司与B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黄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和律师费1000元。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在立法导向和法律实施层面均呈现强化保护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影视剧制作行业有必要强化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意识，进一步提高注意义务，遵循安全且必要的原则，避免因为行为不当，造成对他们私人生活安宁的侵扰。”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龚娉告诉记者，该案被告作为制片方，希望在艺术创作过程中为观众呈现完美的艺术效果是可以理解的，但选择恰当的艺术表达方式避免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才是艺术表达的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