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末，回顾2019年的国产影视内容，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就是“真实事件改编”。我们经常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真实事件本身对于改编作品来说就是一泉“源头活水”，能带给观众们虚构IP所达不到的真实共情，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从上半年的《破冰行动》再到“国庆档”的《中国机长》，不论是在大荧幕还是小荧幕都验证了该类型作品的日益成熟，对观众吸引力的强大，俨然已经发酵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口”。那么，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在近年来都呈现出了什么变化？它的题材优势在哪里？在创作过程中，又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真实”是影视创作的“保险杠”
既然近年来真实事件改编作品中出现“爆款”的几率极高，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轻易忽视的现象，我们就站在市场和观众这两个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真实事件改编”都有哪些优势和魅力。
首先，从2018年开始，玄幻、仙侠等虚构类网文IP的改编热潮不复以往，收视频频失灵。反而是一部接一部的现实题材作品迎来了口碑与流量的“回归”，“现实主义”成为了行业寒冬中人人都在探讨的“关键词”。对于该类题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反映社会生活，一针见血的戳中大众的“痛点”，而在真实发生过的事件中挑选改编素材，等于给艺术创作找到了扎实、稳定的根基，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选择。同时，多年来国产影视剧一直因为过度依赖IP、剧本创意枯竭而受到业内人士和观众的诟病，好演员易得而好剧本一戏难求的状态从来未曾改变，真实事件改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编剧灵感源头的问题。
第二，“现实往往比戏剧更精彩”，能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真实事件一般都有着或猎奇、或惊悚、或感人的主题，本身就已经具备了跌宕起伏，可看性极高的戏剧元素。例如，《破冰行动》改编自广东2013年发生的“雷霆扫毒12.29专项行动”，这一案件涉及的毒品数量之巨，过程之艰难足以让每一个了解的人为之震撼，而事件本身自带的影响力，也会让剧集从立项开始就一直维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相比其他的影视作品可以说赢在了起跑线上。另外，此类作品中的现实内核与小人物视角也增加了它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令观众更容易相信剧情设定，完全的把自己带入其中。
第三，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注定会带有一定的“针砭时弊”的作用，又因为点燃观众情绪的情节与人物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所以势必会产生激烈的话题讨论。这种探讨会让作品进一步升温，辐射到更广的社会环境中去，有时候甚至会超越艺术的范畴，直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或进步。《我不是药神》的出现就影响了《药品管理法》的修订，进口国内未批的境外合法新药不再按照假药论处。
第四，从目前的作品来看，大部分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内容和“主旋律”脱不开关系。例如，《湄公河行动》以2011年“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为故事原型进行改编；《红海行动》则以2015年3月29日“也门撤侨”事件为基础改编。在如今主旋律作品被国家大力加持，也越来越受到主流观众欢迎的大环境下，政策红利也是真实事件改编影视内容的一个关键性优势。
涉案刑侦成主流，电影更有优势
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在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传奇人物、历史纪实、涉案刑侦。其中平均口碑最好的当属“涉案刑侦”，近年来的“爆款”基本上都出于此大类，可以说是“真实事件改编”这一题材中最闪亮的一颗“明珠”。而在该类别中，电影和电视剧的表现又有所不同。
在电影方面，2016年是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此之前，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涉案题材一般都局限在文艺片的创作领域，不少导演选择用作者化、极具个人风格的创作手法来铺陈故事，聚焦一些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深入的触及人性真实与社会矛盾。例如由陆川执导的反映“盗猎”的《可可西里》，王小帅导演的《日照重庆》，李扬导演的《盲山》等等。
2016年，《湄公河行动》的出现并大获成功让真实事件改编电影走上了一条新路径，那就是减弱“纪实性”加入商业化元素，让主流观众们更容易接受。自此，该类电影的票房成绩开始节节飙升，无论是《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还是《烈火英雄》都超过了10亿，其中《红海行动》更是达到了36.5亿，在国产电影票房总榜上赫赫有名。今年“国庆档”的三部力作《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也都或多或少的具有真实改编的元素，并且都收割了相当不错的票房。
随着我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的逐渐完善，真实事件改编电影已经从小成本文艺片进化到了商业动作大片的阶段。主旋律内核再加上精彩刺激的剧情，视听效果震撼的特效场面，这样的套路屡试不爽，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
在电视剧方面，该类作品中“爆款”出现的概率相比电影还是有所差距。这主要是因为电视剧的体量要比电影大很多，如果想要把一个真实事件“装”到一部40~50集的电视剧当中，不添加新的故事支线和次要人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电视剧无法像电影一样提炼事件的重点情节，浓缩精华部分，同时也非常的考验编剧讲故事和改编细节的能力。
不过即便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国产电视剧市场还是出现过不少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优秀涉案题材作品。例如聚焦女性犯罪的《红蜘蛛》，以石家庄涉黑人员张宝林、张宝义为原型拍摄的《征服》等等。但从2004年开始，涉案剧受到政策影响退出了黄金档，逐渐走向了低谷，真实事件改编题材也很难出现经典力作，直到2017年政策开始解冻，在“金盾影视中心”、“公安部宣传局”这样有着官方背景的机构的参与和把控下，《人民的名义》《破冰行动》这两部电视剧在各类题材中突出重围，不论是收视率还是口碑都可圈可点，标志着”真实事件改编剧”似乎已经有了卷土重来之势。而在待播片单中，这类剧集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有不少都很值得观众期待，比如由王凯主演，以公安部“猎狐行动”为背景的《猎狐》，改编自“白银案”的《未知罪》，都有成为未来“爆款”的可能性。
“真实改编”之惑：戏剧夸张引来声讨，敏感题材石沉大海
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之下，市场对“真实事件改编”的青睐与日俱增，但与此同时，该题材也面临着不少问题需要创作者们去多加注意。
虽然改编作品脱胎于现实，但影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如果只是平铺直叙的描绘事件本身，并不足以称之为故事，真实背景只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基础，如何把它与富有张力的戏剧结构相融合才是重中之重。对于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者必须兼顾真实性和戏剧性，在两者的权衡中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度”，例如《我不是药神》的剧本就没有完全照搬事件的真实情况，程勇的人设也与原型人物陆勇相去甚远，编剧为了增强人物的戏剧性让其更加丰满，加入了他从为利到为义的心路历程转变，使故事的整体可看性更高了。
但这种改编也会带来一个问题，电影或电视剧中经过艺术夸张后的情节极有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一定困扰，并涉及到隐私权和名誉权侵权问题。上文提到的陆勇就曾经发表声明，认为片中的一些改编损害到了自己的形象和名誉，好在在制片方的解释之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而早在2014年，《亲爱的》也出现过相同的问题，电影中虚构的向记者下跪以及陪睡的情节引发了原型人物高永侠的不满，最终只能以导演陈可辛公开致歉了事。所以，制作方在拍摄此类题材时最好能提前获得原型人物的许可和授权，同时也要控制改编限度，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加入一些可能涉及到诽谤、贬损的敏感情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适合影视改编的真实事件都包含着涉案类元素，甚至有一些可以说是赤裸裸的展现了社会的阴暗面，令人闻之色变。像这样的题材虽然极易引发大众的关注和猎奇，但审查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开发起来难度重重。2016年，震惊国人的“太平洋大逃杀案”浮出水面，在网络上激起了轩然大波，特稿记者杜强撰写的文章《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阅读量迅速超过10万加。一时间行业内人头攒动，想改编这个故事的影视公司纷至沓来，可惜由于题材过于敏感直到今天除了广播剧之外其他都未能成行，《踏雪寻梅》的导演翁子光改编的《海祭》在立项之后又神秘消失，如今只能石沉大海，问世之日遥遥无期。
对于这类改编剧来说，一定要紧跟国家政策导向，最好能得到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加持，比较有利于减轻审查风险。例如，还未播出的跨国经侦剧《猎狐》就有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等官方机构的坐镇把关，《人民的名义》《红海行动》等大热作品的背后也少不了官方机构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