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日本投降75周年纪念日。
就在8月14日，作为影院复工后的第一部大片，《八佰》提前一周进行了点映。由于是点映，场次有限，《八佰》票房被《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压了一头。
但高达33.5%的上座率，已经超出之前规定30%的上座率上限，还是能够说明观众对于好电影的热望。
就在几天前，全国影城相继将上座率调为最高50%，似乎就是在为商业大片入场救市提供一种政策支持。
《八佰》随后发布了第二轮点映通知，在下周一到周四都安排了点映场，一直点映到周五正式上映。
目前来看，《八佰》豆瓣评分8.3，高于管虎上一部长片《老炮儿》（7.7分）。但作为一部另类战争片，《八佰》注定很长时间都会被推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之上。
《八佰》有很多地方值得探讨，它目前面对的最大争议是：“四行仓库保卫战”并没有那么神勇，为什么《八佰》要拍得那么惨烈？
作为红旗下的蛋，《八佰》的立场没问题
“神吹国军抗战”一直是《八佰》的原罪，即便经过了不少调整，它在与公众见面时依然难逃这种苛责。
历史上，所谓“八佰壮士”其实只有400多名，只不过当时报纸媒体报道为“八百壮士”，加上抗战中的“典型化”宣传，“八百壮士”就成了专有名词。
即便是台湾1975年拍摄的《八百壮士》，走出四行仓库的国军数量也有358。
而在电影《八佰》中，战争场面惊悚恐怖直逼《血战钢锯岭》，中弹倒下的军人不计其数，给人直观的印象，这场战役不好打，真够惨烈。
从战争氛围和激烈程度来看，《八佰》确实有点过火。但如果据此就推定该片“神吹国军抗战”，也是轻率的。
重要的不是拍什么，而是怎么拍。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所做出的表达完全不同。如果把1975年的《八百壮士》作为一个母本，某种意义上讲，《八佰》是对其的一次解构与反动。而前者才是正宗“神吹国军抗战”。
先看《八佰壮士》的时代背景。首先，1975年是抗战胜利30周年，这是一部纪念性质的电影；其次，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得非常尴尬，罗大佑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某种程度就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
在这种背景下，重新讲述自己的“创世纪”神话，从而强化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就变得非常重要。《八百壮士》是典型的台湾军教片风格，整体基调是“军民团结一家亲”，这样讲述故事有它的现实需求。
再来看《八佰》，你军民团结一家亲？我偏反着来。“我不相信”是第六代导演的集体特质，于是我们看到了影片前半程中的散兵游勇、畏战惧死、歌舞升平、“隔江犹唱后庭花”……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影片对于国民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批判也是很有力度的。且不说最后出场代表官方立场的黄晓明的角色，可谓“一黑到底”，单是呈现出抗战初期“一盘散沙”的生态，也与《八百壮士》这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式的畅想立马分出阵营。
四行仓库突然跑出来一匹白马，是《八佰》极具荒诞意味和诗意的一笔。在严酷的战火中，它象征着自由、奔放与希望。影片结尾，四行仓库的废墟中，白马竟然一跃而起，继续奔驰起来，镜头随之拉到了现代大都市上海。
是谁把战士们当做弃子？谁在建设他们曾经血战和守护过的土地？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虽然拍的是国军抗战，但是在旧中国与新中国的连接上，《八佰》灵动而不失诗意，用艺术的手法完成了历史的变奏与选择。总之，作为“红旗下的蛋”，《八佰》的立场没问题。
象征主义与民族寓言
既然立场没问题，那《八佰》为何要拍得比真实历史更壮烈？
在我看来，这是艺术风格的选择问题。尽管影片的战争场面非常写实，甚至比较血腥，但《八佰》走的不是现实主义路线，对战争的惨烈呈现有点“表现主义”，整个剧作在编织上非常象征主义。
而这种风格化，导致我对《八佰》第一印象竟然有科幻片的感觉：一半“废土”，一半反乌托邦。这种人为构建出的区隔让人联想起《极乐空间》《阿丽塔》中层级分明且又共生的社会场景。飞艇与霓虹美学也极具“未来主义”风格。
电影强化了“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的对比，这种反差在戏剧上有极强的感染力。在欧美观察员与河对岸甘作“看客”的国人围观下，“四行仓库保卫战”被表现成类似罗马斗兽场中角斗士与猛兽的表演。真实的历史场景应该没这么夸张，这种设计也是服务于主题表达。
除了视觉上的表现主义，《八佰》在文本上也超越了“四行仓库保卫战”本身，而是辐射到了整个八年抗战——它讲述了一个民族觉醒的寓言。
一桥之隔，这边拿死扛，那边“舞照跳，马照跑”。仓库中的毫无斗志、冷漠怯懦的散兵游勇，随时想着逃离战场；租界里的“幸运的中国人”苟且偷生，好像这场战争与己无关……
而“八百壮士”的热血奋战，以现场见证或直播的形式冲击着每一个“局外人”，将他们凝聚起来，重新捡起不知何时丢掉的民族精神。
《八佰》展示的众生相看似随机，但都很有代表性。农民、城市贫民（戏班班主）、青年学生、童子军（杨慧敏）、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学教授）、洋买办、资产阶级（青帮大佬）……不同阶级身份的人逐步被感召并凝聚起来，其实象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从“民族寓言”的角度来看，《八佰》拍得如此壮烈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一种主观心理上的“真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75%的伤亡发生在中国，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根据网友比对，《八佰》前后两个版本修改最多的部分，不是什么“神吹国军抗战”，而是国民性批判的有关部分。其中，最重要的调整是删减了阮经天扮演的角色，这是一个被爱国热情反噬的角色。
《八佰》起初叫做《八百启示录》，这不由让人联想起它与《现代启示录》的关联。事实上，“启示录”是个宗教术语，含有末日审判的意味，这也是理解《八佰》惨烈画风的一把钥匙。
《现代启示录》借助越战，对西方的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而抗战时期，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八佰》如果想要在战争片上有较高的立意，在中国的语境中，似乎只能选择“国民性批判”。
但问题就来了，不能一边讲述抗战如何用民族主义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凝聚起来，一边又质疑宣扬的东西——尤其是还以一个基本上有定论的历史事件为基础来进行大量解构。
我们不能简单将《八佰》与《我的团长我的团》在主题表达上划等号，但确实有相近之处。然而，《我的团长我的团》虚构了一个地名——禅达，意在表明这是一个虚构的戏剧世界，不是历史上的腾冲。
除此之外，《八佰》还是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片。一部商业片在主题表达上必须与主流观众保持一定默契。尤其是在中国的创作环境下，电影的价值观表达要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上，过于激进会承担不小的舆论风险。
从目前来看，定剪版《八佰》是一部艺术水准极高的战争片，它用表现主义的手法，讲述了一个民族觉醒的寓言。
这样的版本可能没有实现管虎“拍一部和《现代启示录》一样牛逼”的战争片野心，甚至偏于主流叙事，但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结果。
这可能是中国电影人第一次，用一种全人类都能接受、看得懂的语言表现中国人的抗战——内地能看懂、台湾能看懂、日本能看懂、欧美能看懂……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八佰》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反思：假如你也被卷入了那场战争，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