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代网友总在“等反转”?

等的是反转吗?

2010年,姜文在大银幕上开了一枪,“让学”流传至今,“让子弹飞一会儿”成为各类社会新闻底下最常见的评论之一。这句台词原本指不被舆论左右,力求客观清醒的态度,但随着“等反转”逐渐成为网友“吃瓜”的常规动作,子弹似乎永远不会落下。

新闻事件当事人自我陈述的细节偏差之中可能蕴藏着“反转”;看到照片、录音和视频也不能排除“带节奏”的可能;事件的动态发展和事实的复杂构成,让“反转”成为非此即彼的立场之争;许多人把“反转”寄希望于一些自上而下的定调——蓝底白字的官方通报是“反转”,印着公章的律师函是“反转”,但谁也不知道这些名为“辟谣”的“反转”是否本身就在制造着新一轮谣言。

在如今的舆论场上,“反转”发生的情境,如何定义“反转”这个概念,以及动辄“等反转”的姿态,都变得含糊而可疑。为什么如今人们越来越热衷于等反转?面对所有热点事件,第一时间就宣布等反转,到底是种什么心态?

子弹为什么要飞一会

所谓反转,常常指事实真相与事件表面看来完全相反。因此要使“反转”成立,我们需要从如何营造出事件表面的假象说起。

传统媒体时代常常不存在所谓的反转,这是因为人们获取的信息都已经经过了层层筛选。无论是通过电视、电台还是报纸,人们所获知的各类事件都需要经过记者、编辑和审校等几重流程审核。在这些环节的保证下,当事件以新闻的形式呈现时,它便已经过了事实核查与要点提炼,这种专业主义的操作方式让反转更不易发生。

随着科技发展,社交网络和新媒体逐渐抢占了人们的眼球,成为如今大部分人跟进各类社会热点的第一窗口,这带来了信息的混乱,也为反转提供了充足的前提。 

传统新闻报道尚且具备选题倾向与立场,如今,任何人都可以拿起手机拍下第一现场,并上传至网络成为新闻源头,但除了当事人之外,几乎没人能在第一时间确定一段视频或一张图片的真实性。拍摄者选取的角度是否存在偏颇,视频是否存在断章取义,当事人的口述是否保持公正,都难以判断。

但这样的物料每时每刻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网络爆点”。专业主义的缺位让大量不严谨信息变成新闻源头,如果流量至上的“营销号”趁机煽风点火,民众又缺乏核查所需要的能力和精力,片面信息就会抢占大众视线,“反转”也由此出现。

所谓“等反转”,等待的应该是一颗名为“专业主义”的子弹,等待一篇乃至多篇角度不同,内容详实的报道。然而,当严肃媒体因各种原因缺位,各种虚假消息也随之滋生。另一方面,网友们似乎也逐渐习惯于“一句话新闻”,比起面对复杂,更倾向于用“太长不看”或“前排求课代表划重点”来回避主动寻求真相的可能。

当等待反转成为肌肉记忆

2016 年,《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当年的年度词汇,《牛津词典》对该词的定义为:“客观事实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不如诉诸情感或个人信仰”。当年适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公投两件大事,“后真相”一词频繁出现,从一个边缘术语变成一个政治评论中的常见词汇。   后真相意味着“共同的客观真理标准的消失”。现如今,比起确实发生了什么,人们更乐意接受自己所相信的信息。为什么当代人容易坠入后真相的深渊?学界目前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是普世 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失范。互联网所倡导的扁平化民主,为所有人的观点赋予了相同的初始权重,进而催生出一种心理:既然个体意见之间不存在高低,那么个体认知之间便不存在高低。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所谓“事实”可以被解释为每个个体所认知的事实,它不仅助长了“等反转”的心理,同时也扩大了“反转”的定义。泛滥的“等反转”意味着,所有事实都是可以选择性接收的,所有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但凡事态发展出现了一点点变化,都可以将其定义为“反转”。

另一方面,新的传播技术和文化实践让以往人们所相信的“真相”失去了说服力。全球范围内,专家学者和严肃媒体的话语权都在被削弱,精英与平民被塑成对立面,人们开始将大大小小的新闻报道视为“假新闻”,将学者打为满肚子坏水的“公知”,不爱听的消息就是“谣言”,转而采信自己喜欢的信源,哪怕是阴谋论。

当一切事实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不假思索的“等反转”反而会让人陷入彻底的怀疑论——所有事件背后都“藏着一盘大棋”,如果事实不符合预期,那就摆出“真相怎么可能让你我知道”的说辞用以自洽,“等反转”成为习惯性动作,等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反转”却不再重要。

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只是通过“等反转”来表达自己“不站队”的立场。毕竟在当下的讨论氛围中,发表观点时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各种帽子。高度紧张的环境让不少人下意识地把“等反转”的观望态度作为一种安全选项。

一种名为“反转”的迷信

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表示,科学不仅是一个体系,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他担心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反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抬头会让民众判断力下降;他们不再能分辨善恶好坏与真实,最终“滑回到迷信和黑暗中”。

二十多年过去,卡尔·萨根的担忧正逐渐演化为现实。我们正面临着一种名为“反转”的迷信,其危害在于,当我们默许所有的事件都存在一个潜在的反转时,我们就默许了事件被篡改和重新定义,换言之,接受反转迷信就是对真相的拒绝。

好消息是,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事实核查机构。如今国内外都有类似的非营利性组织,他们大多利用大学实验室、媒体和互联网平台等资源,对争议性新闻事件进行事实核查,这些站点已经成为检验信息真实性的有效工具之一。

但当“反转迷信”发展为一个时代的普遍特性时,破除它就没那么轻松了。2018 年,The Conversation 刊载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后真相时代带来的是一种对真相力量的削弱能力。所谓“反转党”并非不知道什么是真相,而是选择去忽略真相以及真相的力量,“后真相由谎言、废话、作秀和沉默拼凑而成”,旨在提供一种公共生活中的娱乐盛会,以及超越娱乐的幻觉专政。 

糟糕的是,反转迷信或许是被刻意传递给民众的,它旨在削弱民众的思考能力,放弃对事实和真相的追求。其危险性就像历史学家 Timothy Snyder 所描述的那样:当我们放弃真相时,我们就把权力让给了那些财富和魅力的拥有者,他们以创造奇观来取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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