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越来越多人发现，最容易传播的、人们每天在资讯平台和社交软件的头条热榜上最频繁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些非常普通的事件：
车位被占后直接焊死，对方道歉；
高铁霸座互扇巴掌及后续；
幼师唱儿歌全网走红；
“情侣入住酒店凌晨遭男子闯入”登上今日头条热榜第二……
无论是在纸媒时代或是门户时代又或是更早一些的社交媒体时代，我们都很难想象这样的话题能够在长达数日时间内，吸引千万乃至上亿人的注意力。
比如在车位被占事件的传播中，先从地方新媒体账号爆料，话题性得到验证后全国大小媒体，无论是财经、科技、交通垂类账号，还是官媒、长短视频平台官方账号、又或是个人自媒体、营销号全部一拥而上，把同一段视频配上几句评述，翻来覆去直至事件更新、热度散去。
其中不少事件其实都不太能被归类到“新闻”的范围内，更多是普通人、普通生活中一个切面的放大。我们不能否认，类似高铁霸座和车位被占事件的新闻发酵存在积极意义，对于世道人心以及道德水准提升有价值，就像过去地方电视台和情感频道所关注的社会新闻那样。
有人说，“鸡毛蒜皮”当让位于公共议程，但话说回来，类似的内容却总是能获得流量。
5月16日一则上市公司年报是在朋友圈疯传。上市公司“平治信息”在年报中分析移动阅读业务时这样描述：“2022年公司不断加强和出版机构、媒体和个人作者等版权方的合作，持续增强优质内容储备，引入了《尤物》、《退婚后，她怀上了帝国总裁的孩子》、《夫人每天都在隐瞒怀孕》等优质作品。”
作为上市公司年报对“优质内容”如此理解，又引发了网友的一阵热烈讨论。
鸡毛蒜皮长期成为主流热点新闻，网文标题猎奇却是优质作品，而网友又对此进行轮番热议，这些景象加在一起，或许也是时下许多传媒人感到迷茫的原因——挖掘其他所谓有价值的题材往往费力不讨好，鸡毛蒜皮、家长里短才是永恒热点，而对于那些不怎么迷茫的营销号而言，这种“流量密码”已经屡试不爽。
究其原因，根本因素在于媒体传播格局的彻底改变，UGC内容代替了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特别是短视频时代下，个体新闻的发出往往来自于当事人自己，传媒圈认为这至少带来几方面影响：
1、普通人生产的内容，大概率也来自普通人身边的小事，能火的新闻大都天然契合了大众的八卦、猎奇和窥私欲，或是在情感上能直接引发大众共鸣；
2、原发自个体的新闻在互联网上人人皆可上传，人人皆可传播，完全没有给媒体预留下调查、走访、客观解读的时间——等记者到场或者联系上当事人，流量早就被别人吃完了，这也是为什么媒体总在辟谣、反转的路上，发出新闻的个体往往有着自己的目的，但在社交网络中，广泛传播几乎必然在核实之前；
3、算法的推送，加上社交平台、视频平台的流量变现能力让大量自媒体生产者批量涌入，不断放大社会琐事新闻的传播范围，甚至“虚构话题”，模糊化短视频创作内容的真实性，各种“头上长着摄像头”的社会话题内容在视频平台大量传播，AIGC时代的来临继续降低了内容门槛，似乎更强化了这一趋势。
而著名传媒学者喻国明教授在文章“ChatGPT引发传播革命与媒介生态的重构”中进行了这样的概况和划分：
第一阶段，人们（主要是指技术精英）基于浏览器的网站技术突破了大众传播时代传播局限于某一个专业范畴的垄断性霸权，令更多的社会精英可以借由网站而不经传统媒介的采集、加工制作、把关和传播分享其社会传播的权利；
第二阶段，基于社交平台和短视频技术的普及突破了话语表达的精英霸权，极大降低了内容生产和社会表达的“门槛”，使“人人皆可成为传播者”的泛众化传播时代落地而成为现实；
第三阶段，ChatGPT则突破了资源使用与整合上的能力局限与差异，使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可以以一种社会平均线之上的语义表达及资源动员能力进行社会性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对话。
这是继互联网发展的“上半场”通过人与人、人与内容、人与物的互联互通成功地“填平”了大众传播时代的“信息沟”“知识沟”，使人们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穷乡僻壤，只要连上网，海量的知识和信息就唾手可得，从而在可供性上，使不同空间、不同地区、不同经济水平的人们基本上站在了一个信息和知识可供性的同一水平线上。
“普罗大众在内容创新、传播表达及参与对话中拥有更多平等机会和权利，这是与‘分布式社会’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构造相匹配的，是传播权利作为第一权利的‘先行一步’。”
由此看来，传播领域权力的下沉是必然的。我们或许正处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过渡期。
结语：
让传媒人比较迷茫的是，当下民生八卦话题全社会传播的舆论广度——用大到整个互联网的审视目光去聚焦个体在零散事件中的零散行为，似乎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强大的主流舆论场不应该更重视一些别的大事吗？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这是当下公众参与社会道德治理的结果。比如，清华大学教授于洋在此前一些社会热点讨论中，就经常提到“赛博众议院”概念，在许多难以量化的社会良俗影响中，基于足够多元、广泛的大众讨论后能够形成良好的示范性作用。
但当下大小媒体无论定位、级别，纷纷竞相下场瓜分流量“大新闻”的行为，恐怕也不是合理的现象。或许就像喻国明教授所提到的那样，主流媒介是“四两拨千斤”式的价值引领者，它并不是以一己之力完成对整个社会的价值传播，更大程度上它应该成为整个社会的生产侧的那些生产者的指挥。
“它是交响乐团的指挥，尤其是在未来的发展中传播领域的主力生产大军是UGC、OGC、PGC以及正在迅速崛起的AIGC，未来的主流媒介的角色扮演和功能担当又该如何实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