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几位媒体圈的朋友录一档播客节目。有一位朋友说，他们最近做了一些受众调研，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比如，媒体圈内公认这次表现最好的是财新、三联生活周刊等媒体，大家对这些媒体的前线记者挖掘的大量一手信息非常钦佩。但是在调研中，有读者却说：他没法从财新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

原来，他最想要的是一些能够直接指导自己生活选择的答案。比如，封城指令来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市民应该准备些什么？在他所生活的具体的城市、具体的小区，每天的情况如何？生活中会面临哪些具体的困难，可以如何应对？面对这些问题，打开《财新周刊》，读完一篇篇长长的深度报道，依然找不到答案。

这显然不是财新的错，因为读者的这些需求，应该由其他媒体来满足，尤其是地方媒体。

面对罕见的疫情，在一个健康的媒体信息生态系统中，应该有丰富多元的角色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服务，满足人们多方位的需求。

在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机构和个人的努力，也能够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大与小：不同层次的媒体各司其职

在美国，这几年来新闻界忧心忡忡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地方媒体的衰落。

实际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大媒体这几年活得挺不错，但是大家知道：这些大媒体活得再好，也满足不了地方性、社区性的信息需求。

地方媒体可以说是社会的毛细血管，它们不仅提供与社区居民直接相关的实用信息，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作用。在美国，就有研究发现，地方媒体衰落的城镇，腐败案件发生的概率更高。

疫情面前，在理想状态下，全国性的大媒体应该用它们的精兵强将去追问那些最重要的问题，而地方媒体则应该面向本地居民提供好信息服务，并追问和监督本地的问题，比如物资分配是否到位和公平，比如小区封闭管理如何尽量满足民众的特殊需求。

正是因为疫情与每一个人相关，与社会的每一部分都相关，因此不同层次的媒体都有自己重要的使命可以完成。

快与慢：要让真实信息跑得更快，也要适时慢下来总结反思

一个多月以来，很多人可能都和我一样，每天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丁香园或者其他网站提供的疫情实时数据地图，了解最新的疫情发展情况。

丁香园还提供了地区订阅功能，方便我们了解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所在地区的疫情，这也算是利用新技术承担了一定的地方媒体职能。

随着社交媒体成为我们公共生活的重要基础设施，信息的快速发布和及时跟进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当然，如何让真实信息在社交媒体上跑过虚假信息，依然是需要平台及内容生产者作出更多的努力。

这一次，丁香园和腾讯新闻的“较真”团队都在辟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它们一方面邀请各类权威专家、机构和媒体合作，撰写健康防护辟谣知识，另一方面通过链接、长图、海报、短视频等方式，让真实信息快速覆盖微信、微博、知乎等社交媒体平台。

除了希望这些信息可以跑得更“快”，我们也需要一些“慢”下来的信息，尤其是那些总结、反思性的信息。比如，一财、财新等媒体对时间线的梳理，就有助于我们反思疫情报告之中的问题和漏洞，为今后的决策提供镜鉴。

再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师生团队“RUC新闻坊”就在提供总结反思方面表现抢眼。他们曾先后分析“谁在2286篇肺炎报道中发声”以及“1183位求助者的数据画像”，利用扎实的数据和文本分析，在海量快速的信息中总结出规律，为我们理解疫情中的人和媒体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角度。

硬与软：知识传递与情绪支援同样重要

实际上，要想获取关于疫情的最扎实可靠的信息，一个重要的信息源是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学术期刊。

但是，大部分人并不具备直接阅读这些期刊的能力。因此，一方面，这些期刊自己会发布一些更简明易懂的新闻稿，方便科学界之外的人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科学界的组织和个人为我们做科普性质的“转译”工作。

如果说科学知识属于“硬核”信息，是疫情之中的必需品，那么我们也不能忘记对那些“软性”信息的需求，也即对个体故事、对情绪支援的需求。

疫情让大部分国人长时间禁足家中，在目睹了一幕幕生离死别之后，心理容易产生抑郁的倾向。更不用说在疫情中心的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人们更需要心理上的关怀和支援。

媒体可以做的，是帮助个体讲出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情感，这对讲故事的个体来说是一种排解和自我疗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则是将个体的经验联结起来，用社会性的一张大网来帮助孤独的个体抵抗负面情绪。在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不少机构媒体和自媒体都承载了这种讲述和聆听的角色。我们整个社会一起聆听了一些真实的个体故事，编织了一张互相守望和帮助的网。

元宵节期间，因为李文亮医生去世等负面消息接二连三传来，舆论氛围低落。腾讯新闻在客户端内发起了#今年元宵一起点灯吧#话题，让用户可以为故人点灯送别，为新年点灯祈福，这也是一种寄托哀思、支援情绪的出口。

接受与参与：每个人都可以主动的参与者

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生产信息。用学术界的一个词来说，每个人都是“produser”，也即“producer”（生产者）加上“user”（用户）。

疫情之中的用户参与，最简单的方式即是转发优质信息。稍微进阶一些的参与，还可以包括修改自己的微信头像，让头像戴上口罩。

更深度的参与，则是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讲述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无论是规律性地写下疫区日记，还是不定期地记录故事和思想，都是在为历史留下一份材料。如果我们留下的记录视角更多元，那么对历史的还原也就更真实和具体。

网络也让多人协作参与有了可能。这次疫情中，我们看到很多基于互联网的志愿者团队。这些团队的合作大多通过在线文档完成，他们或者统计各地的物资需求，或者为重要的媒体报道做索引，都是让信息的流通更顺畅、更可靠，这也体现出了民间社会互相守望的力量。

内与外：开放地看待自我、他人与世界

这次疫情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无论是丑恶的地域歧视和人身攻击，还是美好的开放互助，都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看待自我与他人。

媒体在这方面的角色也至关重要。好的媒体，会让我们思考如何更紧密地组成一个共同体，对抗我们共同的敌人；坏的媒体，则会用恐惧煽动人群之间的对立，让无辜的人成为替罪羊。

而随着疫情成为国际性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们也需要思考如何与世界相处。好的媒体，会让我们更加意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会让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借鉴和帮助；坏的媒体，则会推动对他国的盲目仇视和蔑视，强化一种封闭的世界观。

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一个国是一座孤岛。媒体需要推动一种更加开放的胸怀，这是与大国身份相称的担当，也是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成功抗击病毒的前提。

总的来说，抗击疫情，需要的不仅仅是少数几家表现抢眼的媒体机构，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媒体信息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也必将为全社会提供巨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