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芬，79岁的新华社退休新闻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三次驻蒙古国，承担报道任务，感受“外交风云”。退休后，坚持上夜班几十年如一日，作为“奶奶级”的“编外校对”，同年轻人一起月出而作、月落而息，为稿件“零差错”而努力。
2019年冬至，午后的阳光温暖和煦。
已经79岁的陈素芬，刚熬过一个通宵——退休20多年来，她一直为一家中央时政大报做文字校对。每天按报纸编辑排版时间作息，早已成了她晚年生活的常态。
一到晚上，编辑部灯火通明，来自国内外的新闻报道，都汇集到这里筛选、编辑和排版。不管多晚，陈素芬都会等着版面大样出来。她不喜欢引人注意，云淡风轻得像一个“隐形人”。
白天在家里，她最爱侍弄阳台上的绿植，浇水施肥。上了一辈子夜班的陈素芬，对阳光有着特别的眷恋。
寒来暑往，报社的编辑记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她这个“编外校对”一直没有变。每天夜里十点，是校对员到岗上班的时候，她会拢好满头银丝，穿戴整齐，拎着自己的小布兜，准时坐在校对室。
在陈素芬的世界里，人等稿子正常，稿子等人就不正常了。工作中她极少闲聊，只和编辑沟通稿件中的问题，多余的话不多说一句，直到签字付印后悄然离去。
报社夜班编辑的工作特点，是“月出而作、月落而息”，熬夜成了这个岗位的“标配”。几年坚持下来，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会有熬不动的疲惫感。
前不久，直到一位老记者发问，“校对陈老师快八十岁了，每天跟着大家一起熬，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年轻的编辑们才突然发现，这个“奶奶级”的“编外校对”，似乎被自己忽视了好多年。“她肯定有什么强大的动力支撑着，不然哪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大家越想越好奇。
1941年1月，陈素芬出生在青岛，父亲是工人。
1960年，从护士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山东省千佛山高干疗养院。
1961年，一纸调令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组织上经过层层筛选，决定派她去蒙古国的中蒙友谊医院当护士。
1963年，陈素芬从蒙古国回来，进入了新华通讯社秘书处中文发稿组。最初，她被分配到校对岗，白班、小夜、大夜三班倒。
这是一个容不得任何差错的岗位。
1979年，她和丈夫巴塔尔仓第二次去蒙古国。儿子就留在国内，由姥姥姥爷看管。
在新华社乌兰巴托分社，丈夫是首席记者。她除了收稿、译电、发稿等，还承担起所有一切杂务。
1998年，刚退休没几天的老巴，一天大清早突然吐血。
老巴连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午就走了。
老巴走后，面对众人的担心，陈素芬不愿过分悲悲切切，说“不行也得行”。
她一边上着班，一边调整着心情，撕心裂肺的痛慢慢消散，就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关于校对工作，有人戏称，这个岗位是“隐形”的，工作也是“隐形”的——做了很多别人却不知道，这又是一门“玄学”，似乎不管看多少遍，都会发现有错误。所以现在的出版物都有允错率，并不苛求百分百正确。
在陈素芬眼里，工作质量不能因为年龄而有丝毫折扣。她觉得，校对人员不能给自己“允错率”。稿子在陈素芬手里，向来是用点校法，即用笔点着字一个一个过。她看过的稿子草样，都画满了红道道。
她校对的文章有一段王阳明原句的引用，“呼号匍匐，裸跣颠顿，扳悬崖壁而下拯之”，错将“扳”写为“板”。古文本就拗口，而且二字差别甚小，编辑和记者都没有注意到。
陈素芬看到这句，虽未读过王阳明原文，但有着几十年的文字功底，她凭语感意识到有问题，经过核查，果然是部首错了。这类错误，大部分的读者都不会注意，但陈素芬有一种执着，坚持自己手里出来的活，不能有问题。
由于截稿时间不确定，报纸夜班编辑要熬的夜，似乎没有尽头。到后半夜，人会抵挡不住困倦，头晕脑胀、两眼发花，还得瞅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保证不出错，这种和生物钟的直接对抗，一般人真的撑不住。
尤其是后半夜等待发稿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快熬不住了，玩手机、看小说，试着用各种办法打发这漫漫长夜。而陈素芬一般会闭目养神，时不时在太阳穴擦点清凉油，只要稿子一到手，就开始弯着腰，眼睛凑在离稿纸十公分的地方，一个字一个标点地看。
缺钱吗？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儿子就不建议她上班了，“是自己闲不住，总觉得可以做点什么。”
目前，她是国社退休返聘人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报社年轻编辑记者都尊称她“陈老师”。说起陈老师，大家最多的评价，“有她在，放心。”
每当遇到战役性报道，大家都熬得很晚，迎着第二天的朝阳回家，是常有的事儿。陈素芬也和年轻人一样，什么时候在最终版样签上自己的名，什么时候结束，只要没有签，就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她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特质，这是我们老一辈新华人的优点，我是向老前辈们学习。”
当年19岁开始的夜班，就这样上了大半辈子，与各种错误较劲，也折腾了一辈子。不图名，不图利，更不需要刻意地拔高赞美，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记者问“这样的夜班准备上到什么时候”，她回答：“只要单位需要，我能干得动，就一直干下去。”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