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媒体被视为国家机器的特殊类型。媒体是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有机构成，它不仅参与着政治进程中的民主建设、意识形态宣传、文化领导权的构建，也在经济层面丰富着产业的业态与市场的生态。可以说，作为“有机体”的媒体，一直是国家治理场域中占据一定位置与资源的重要角色。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早在20世纪70年代，“治理”一词作为政府公共政策管理的术语正式走进治国理政的实践舞台。发展到90年代，治理的观念注入了公共服务、柔性治理、协商调和等理念，更为多元的行动主体被纳入国家治理这一整体过程。而媒体的信息传播、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社会协调等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治理的内在意涵。
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主流媒体是党和国家政治经济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媒体类型，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也被寄予了更多建设性的期待，是构建全媒体时代传媒格局与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的战略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治理被24次提及，治理体系的建构、系统治理的思路、治理能力的提升、结构的优化和体制的完善，都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治理进入全新的阶段。而这其中，主流媒体应在参与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历史分期：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之变
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改革与社会管理一直是中国媒体体制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从历史分期上看，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进程，随着党和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与主流媒体形态的变迁而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1、1978年-1996年：传统主流媒体参与经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国家工作的重心开始向经济建设转移。从1978年到1992年的这段时间，以报纸、杂志为代表的主流媒体扮演着宣传党和国家经济改革政策、鼓励人民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角色。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人民日报》等30多家报刊转载，形成了全国范围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国家的经济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年时间，经济报道一直是主流媒体报道的主要内容。媒体在承担舆论宣传职能的同时，也强化了经济管理的信息服务功能。通过报道宏观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形势解读为各行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指导性、服务性信息；同时在典型报道方面，重点突出了城市典型、企业经济改革典型、经济人物报道对于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舆论宣传和带动作用。
另外，新闻媒体在参与经济服务的同时也重塑了自身的属性，作为上层建筑的媒体与作为信息产业的媒体，不仅提供信息报道服务，也成为一种经济力量加入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之中。
2、1997年-2012年：网络新媒体参与社会管理
步入新世纪，互联网在中国经过了早期的起步阶段后，迎来了新的发展历程。1996年到1997年，央视网、人民网、新华网先后上线，主流媒体迎来了“网络化”发展的新时期。与此同时，门户网站的出现（1997年起网易、搜狐、腾讯、百度先后成立）为中国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管理提供了“技术赋权”的新可能。在这个时期，网络新媒体主要以舆论监督和社会服务的形式参与到国家治理的进程中。以2003年孙志刚案为例，经由《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在网络上引起争议、质疑和讨论的热潮，最终推进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孙志刚案被视为网络新媒体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一次重要事件。此后，各类层出不穷的舆论监督报道，如对躲猫猫事件、周老虎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杭州飙车案、郭美美事件等的报道，都在社会治理的各个层面上发挥了网络新媒体的治理职能，推动食品安全、公权力监督、社会公正等各类问题的解决。
2009年8月新浪微博上线，2012年微信推出公众号，催生了一批政务微博、政务微信，为主流新闻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提供了新的平台，加之社交平台的互动性和基于社会网络的传播特点，一方面，主流媒体可以借助社交平台贴近和响应公众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主流媒体拓展传播的疆域和边界、丰富内容多元报道、提升信息公开度与透明度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空间。自此，主流媒体的“网络化”形成了以报刊广电、门户网站、“两微”为主的传播格局，共同致力于更广泛的社会监督管理与传播服务中。
3、2013年至今：融合全媒体参与国家治理
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通过，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过程，推动“管理”迈向“治理”，将更多元的主体纳入治理的进程之中。主流媒体作为其重要构成部分，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进行了两方面的探索。
第一，回应语境变化，推进媒体形态融合，为参与国家治理提供渠道。
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国媒体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媒体元年”“共享经济元年”“短视频元年”“人工智能元年”等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定义着微观生活、中观生产与宏观生态。在这样的语境中，按照《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主流媒体不断推进融合全媒体转型发展的实践。融合转型重要的是媒体能够以融合的姿态深入国家与社会的细部，洞察公众的信息内容需求，更好地开展信息公开、舆论监督、宣传引导、建设性内容供给。
第二，回应公众需求，推进媒体服务融合，为参与国家治理汇聚能量。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的媒介消费习惯和行为实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舆论场域从官方媒介场域不断转向了各类平台场域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和地方各级主流媒体通过全方位打造“端网微”，积极探索多平台运营，在抖音、快手、哔哩哔哩等拥有庞大年轻群体的平台上探索新闻叙事方式、话语方式和服务方式的转型，同时利用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度，在深入了解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凝聚多方资源，精准推进现实问题的解决。在地方主流媒体层面，实现媒体服务的地域化转向，通过推进县级融媒体的建设不断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一定程度上，媒体融合发展正在成为国家治理领域的创新性力量，媒体连接着微观受众社群与宏观的政治经济，媒体报道方式、技术表达、传播方式的改变，不断推进着治理方式的信息化与智能化，更重要的是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逻辑演进：从“用”到“体”的方式之变
从历史分期来看，主流媒体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伴随国家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媒体也走出了单纯的工具性角色，迈向了作为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角色。工具性角色，强调了党和国家应用媒体进行国家治理的能动性；而行动主体的建设者角色则将治理的主动权回归到媒体，让媒体真正成为良善社会的行动者和守望者。这代表着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实现了从工具之用到实践之主体的逻辑演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舆论宣传到与信息公开相结合
一直以来，主流媒体在中国意识形态舆论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党和国家宣传思想工作中，主流媒体承担着宣传政策方针、进行舆论引导、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正当性的重要功能。主流媒体的舆论宣传功能是区别于市场化媒体的重要特征，也是新闻媒介最为突出的属性。
伴随互联网普及率和渗透率的不断提高，舆论场域正在实现融合和叠加。传统媒体时代的社会现实以“镜像”的形式在网络社会上呈现，互联网成为各种诉求、冲突、争议的集散地。这些不仅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治理和应对能力，也对主流媒体从舆论宣传式的引导走向信息公开基础上的公共讨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信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媒体应在互联网为基础设施的信息社会里承担其治理职能。通过将舆论宣传与信息公开相结合，为舆论空间的治理提供通路。一方面，主流媒体坚守舆论工作的前沿阵地和价值高地，通过营造良好的舆论让互联网舆论空间成为网民民生民意的“晴雨表”与线上线下社会的“黏合剂”；另一方面，主流媒体要通过全媒体的渠道和平台，坚持信息公开透明与及时有效的回应问责机制，针对互联网语境中滋生和爆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危机、风险提供前瞻性的预防和有效性的化解。尤其是在争议性议题、舆情风险中，主流媒体更应以积极的参与者身份提供负责任的信息发布，用具有责任感和建设性的报道让公众获取真实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讨论。
2、从批评监督到与服务建设相结合
以调查新闻、批评报道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是媒体履行监测社会环境、回应社会矛盾、推进问题解决等职能的重要表现。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语境下，新闻批评与舆论监督是建设性新闻的表现。在媒体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媒体开展批评监督的方式也不断进步，其议程的广度也不断拓展到公共服务的各个层面。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养老、环保、科技等话题不仅出现在报端、广电媒体，更重要的是以网络议程“反哺”主流媒体议程的形式出现。一般而言，重大的舆情议题中，主流媒体由于具备权威性和公信力，可以很好地推进“众声喧哗”的议题走向对话、共识，进而推进问题的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媒体将批评监督的媒介职能与服务建设的治理职能实现了融合。通过回应重大危机和网络热点话题，关切与公众服务密切相关的各类话题，根据社会情绪与矛盾演变的新特点，主流媒体借助其全媒体平台，寻找具有针对性、前瞻性和实效性的报道方案，进而敦促政府出台相关解决政策，推进已有和潜存社会风险的治理进程。
在我们的时代，媒体的这种信息中介角色，扮演了积极心理学意义和希望哲学意义上的“建设性”媒体，通过参与不同层面的国家治理议题，做现实矛盾的积极协调者，以高度的责任感推动公共服务的不断改进。诚如在眼下的这场疫情危机中，主流媒体的建设性服务功能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疫情中，伴随信息传播系统重要性的提升，主流媒体不仅被赋予真实、透明信息公开的期待，更重要的是能够扮演实质的介入性角色，以“新闻建设者”的身份，深入危机内部，助力风险与危机的解决。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以追求人类社会“公共善”为旨趣的建设性新闻,将在弥合分歧与凝聚认同方面发挥作用，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3、从行政话语到与多元声音相结合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媒体被视为公共领域的存在。在中国的媒介体制中，主流媒体不仅要传达行政话语，做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耳目喉舌，同时也是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合作共治的渠道和平台。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治理是多元、协同的共治形态，党和政府的责任之外，社会组织、企业、社群、个体都应在治理的环节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主流媒体对于这一多元共治局面的打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伴随媒体融合的纵深发展，主流媒体构建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正在更为快捷地反映国情、社情、舆情，更加贴近民生民意；第二，互动性的传播方式使得多元主体经由新媒体平台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更为简易、通达，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主流媒体的生硬面孔，将更多元的声音吸收到全媒体叙事的对话空间之内。第三，由于多元声音的吸纳与传播，主流媒体能够在参与社会治理和建设服务方面，不断改进话语表达、丰富技术手段，以更为精准的媒体服务参与到复杂问题、危机风险的应对之中。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发挥着纾解情绪、引导风向的作用，而多主体的多元声音则丰富着整个治理生态的细节，通过多声部的结合，让治理的议题更具体，治理的手段更先进，治理的效率更优化。
未来趋向：从技术到生态的纵深之变
综合而言，伴随技术的进步与生态的变化，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正在朝着实质性、建设性、多元性的方向转变，不断回应时代与公众的关切。在未来，主流媒体参与国家治理也将在技术的变革与生态的营造两个方面走向深入。
1、技术赋能，推进媒体职能现代化
媒介技术的融合发展已经被提升至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主流媒体要积极地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内容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利用新技术赋能，在多元主体之间建构对话交流、凝聚共识的渠道，积极回应复杂网络和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为双向互动、双线融合、协同共治提供平台，以此实现媒体职能的现代化。
2、生态营造，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互联网业已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基础架构和场域生态。主流媒体作为连接国情、社情、民情的中介场域，理应在良性的生态营造方面发挥更有建设性的作用。诚如学者认为，建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激发积极情感，二是提供解决方案。在未来，主流媒体应积极利用媒介技术赋能的成果，利用数据治理、智能参与、媒介功能聚合、平台建设等方式提升治理水平；以建设性导向提出方案、以未来导向提升预见性、以行动性导向动员多主体参与，以其导向为公众赋权，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公共协商与社会整合的生长空间。此外，亦应注意在融合媒体时代参与国家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如内容多元化与信息瘟疫之间的矛盾，议程设置私人化与主流媒体权威性之间的博弈，以及个人数据权利与利用数据资源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边界等。这些都是未来交给治理者与研究者的命题，需要在进一步的治理实践中提升治理智慧，把握治理分寸，探索治理方略。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