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旬老教授维权起诉知网,能改变什么?

高熙判断,如果大家都像赵德馨一样去维权,无数个作者联合起来对抗,也许会促使其重视和转变。

因百余篇论文被中国知网(CNKI)擅自收录,89岁的赵德馨教授决定去维权。五年多的时间,赵德馨多次起诉中国知网运营方并全部胜诉,最终获赔70余万元。

中国知网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公司。作为清华控股的全资公司,成立于2014年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拥有CNKI数据库的总体和内容编辑版权,为中国知网的主办单位和运营方。

退休前,赵德馨任教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2013年,赵德馨便注意到,论文遭到知网使用并盈利,但自己毫不知情,也没有获得相应稿酬,他感到愤怒:“我创造的知识,我怎么得不到尊重呢?”

天眼查的司法解析信息显示:学术期刊公司年度涉案统计,2021年涉案441条,仅次于2015年的632条;案由统计前两位,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和“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赵德馨维权案多以后者为案由。

“维权还没有结束,”2021年12月9日,赵德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接下来还要继续打官司。”由于维权事宜全部交由律师来处理,并未影响正常生活,基本诉求仍然是“赔偿和道歉”。

赵德馨说,尽管知网已经决定道歉,“愿意内部出一个书面的东西”,但是他还没有同意,“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有点太过分了”。

12月10日晚,学术期刊公司发布《关于“赵德馨教授起诉中国知网获赔”相关问题的说明》(下称《说明》),其中提到:“对于我社曾根据法定转载许可或通过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取得赵德馨教授文字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过程中存在的工作不足,向赵德馨教授表示诚挚的歉意。”

侵权的“单方面声明”

赵德馨维权成功后,在学术圈一时间激起“千层浪”。某双一流大学法学院内的不少年轻教师开玩笑说,“大家都去告一告,试一试”。“如果大家真的愿意去起诉的话,我觉得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该法学院副教授高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国知网的版权模式,一般是通过与期刊、出版、图书馆、高校、学会等内容版权方达成合作协议,并非从作者处直接获得授权。据此路径,知网拥有了海量学术资源,公众下载期刊或论文均需付费。《同方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同方知网的毛利率为51.30%。

多份赵德馨维权案的二审判决书显示,不同内容版权方与知网签署《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合作协议》《期刊许可使用协议》等相似的授权性协议,授权知网享有“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

学者投稿的学术期刊通常会标明“投稿须知”,常见表述为“本刊已授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及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进行传播,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上述著作权使用。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我知道这个(须知),但是我根本不理会,”赵德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期刊总编给我打电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我采取的是不理会的态度。”

从二审判决书来看,围绕上述案件争议的关键问题,法院认为,知网引用的版权协议、投稿须知等期刊单方面声明不足以证明取得了赵德馨的合法授权,知网侵犯了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应该赔偿并消除影响。

“从合同法的角度来说,这些条款属于格式条款,预先统一拟定,订立时也未与对方协商。如果明显地损害了一方的利益,那么很多时候就是无效的。”高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权利链条一定要很扎实,一定要非常明确授予的到底是什么权利,在哪些范围内可以使用等。在不够明确、十分模糊的情况下,实际上法律会优先保护作者的权利。大家经常看到这种单方面声明,并不是一个双方确认的过程,通常情况下都相当于完全剥夺了另外一方的权利。”己任律师事务所律师董雪认为,如果其他作者与赵德馨的情况相似,按照现有判决标准,胜诉可能性会非常大。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知识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传播知识,但是不能伤害创造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服务应当向用户收取费用,但不能无偿攫取知识分子的知识和版权,不能霸道地拒绝向知识分子获得许可并支付版权费。”

“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

“(担心得)不得了啊。”赵德馨提起国内学者维权时的顾虑,当初愿意跟着自己“干”的人很少。他的两位学生,已经是高校的领导和博导,仍然不愿意去维权,“担心知网不收他们的文章,担心他们的文章下架”。赵德馨感叹:“知网能够扩大个人的影响嘛!”

北京某高校法学院的一位老师拒绝了采访,理由是“知网不敢惹的”“绝对的学术资源垄断地位”。成立至今,知网收录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报纸、年鉴、图书、政府文件等文献资源于一体。

据官网介绍,知网目前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2.7万家机构用户,年下载文献总量达到20亿篇次,用户涵盖高校科研、党政企及其智库、公检法军、医药卫生、中小学与农村,其中高校用户覆盖76%的世界前500强大学。

由于知网长期以来形成的“超然地位”,如果一个学者的论文没有出现在知网上,那么意味着被传播的可能性会成倍下降,个人学术、社会地位也会受到影响。

“维权的是一个老教授,而且在学术领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地位了。”高熙解释,“对于很多处于职业上升期的学者来讲,一旦跟知网对抗,那么最终丧失的可能是文章被传播、被引用的机会。换句话说,你服从我远比反抗我,获益更多。”

董雪认为,相较于媒体文章、剧本、小说等题材,论文能够用来直接盈利的空间不大,学者因而更关注期刊的影响力,这也导致了长期以来“格式合同”的盛行,一般不会单独针对作者去拟定特定的合同。一旦进入司法程序,这些格式条款在法律上的效力是存疑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期刊也存在一定责任,在与作者的沟通中应该达成某种清晰的、书面的协议,而不是仅仅一个简单的投稿须知。”董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者跟期刊的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的网络传播权的转让或许可,作者与期刊、知网之间的权利链条应该补上。”董雪感到困惑的是,文章被期刊发表,再被知网收录,应该也是符合作者期待的,即使前期没有签署合同,也可以事后追认将链条补上,为何作者没有进行这一步?

学者往往需要对抗来自期刊的压力。高熙提到过,即使是法学学者也并不会过多在意学术期刊的“投稿须知”,考虑论文被期刊擅自授权给知网的问题,因为“发表永远是第一位的”,更不会因此和期刊产生矛盾。“正常的逻辑是学者养活期刊,但现在是期刊给作者提供福利。”

“期刊本身有一些考核机制,需要有引用率,达不到会被降级,”高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你的文章不放在知网上了,没有人去引用了,那么期刊肯定也不太敢去收录你的文章了。”

高熙提醒,学者对于作品价值的态度其实也值得深思,大量论文唯一价值是“被发表和被看见”,如果真的价值很高,知网不用你的论文,也许会被大家抛弃,转而使用收录该论文的数据库,“赵教授相信自己的论文价值,并且较真,终于在知网的垄断中撕开一条缝”。

官司赢了,论文“没了”

《说明》第一条称,“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一道正视问题、解决问题”。面对知网的深夜回应,张洪波称其为“文字游戏,没有实质内容”。

“你们什么时候严格执行过法律法规了?民法典、著作权法对这类平台传播版权作品是怎么规定的?不是‘先授权后使用’吗?你们做到了吗?”张洪波接连质疑,“你们要‘与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一道正视问题、解决问题’,取得授权的方向就不对!论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不是应该在作者、集体管理组织或代理人手里吗?……知网使用传播他人的任何版权内容都要获得权利人授权。”

张洪波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具体措施是什么?怎么解决广大作者投诉的长期侵权的问题?怎么解决授权的问题?怎么解决支付报酬的问题?”

官司打赢后,知网下架了相关涉案作品,目前知网已经没有一篇赵德馨的论文。赵德馨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把我的文章下架是不应该的,下架后就暴露了他们只想免费赚钱的想法。”

高熙分析,文章究竟是否应该继续放在知网上,这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如果愿意继续诉讼,有两个思路,“一个是从合同法的角度考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另一个是从反垄断法角度出发,知网直接拒绝发生商业上的往来,侵害了作为作者的一些权利”。

董雪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假设只是一个普通的网站,没有经过授权放了别人的文章,被告后为了避免扩大损害,也会选择先下架文章,“侵权赔偿针对的是过去的使用行为,不是对未来使用行为的授权费,如果仍然没有得到合法授权,继续放置在平台上,仍然是一个新的侵权行为。如果想要继续在平台上传播,需要签订一些补充性协议,完善授权链条”。

知网在《说明》中解释,“我社在中国知网删除了涉案作品,至今赵德馨教授尚未提出其被删除作品继续在中国知网传播的主张。对于媒体就这一问题的关注,我社将积极会同相关期刊编辑出版单位与赵德馨教授沟通,妥当处理赵德馨教授作品继续在知网平台传播的问题。”

上述提到喊着要去维权的年轻学者,他们也仅仅是“开个玩笑”,绝不会去付诸实践。高熙判断,如果大家都像赵德馨一样去维权,无数个作者联合起来对抗,也许会促使其重视和转变,但是如果只是一对一对抗,那么仍然很难起到特别好的效果。

高熙认为,“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不变的情况下,知网的这种侵权行为通过法院去敲打它,只能使得防护网变得越来越高,而不会真正地改变知网这种地位,也不会改变作者们拿不到稿费,论文被到处使用的现状。”

高熙因此产生的担忧是,知网并不会因此做出改变,反而会根据法院的判决修改其格式合同,额外增加一些条例,之后相似事件的维权之路就会变得更难。

《说明》最后,知网介绍,自2016年起,中国知网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八年前出版的文献(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报纸),并承诺未来将进一步征得合作出版单位同意免费开放更新、更多的学术资源。

“从2016年起就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八年前出版的文献。你们这样做,有作者授权吗?你们有什么权利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宣传,而免费开放这些文献?这不还是侵权吗?”张洪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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