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尴尬的体制路径依赖：传统官媒，正在阵痛中，被倒逼着改变
移动互联网嬗变之下，信息流通形态由单一转向多元，倒逼媒体由“内容为王”向“渠道为王”让度新闻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媒体的话语权主要表现为媒体的话语渠道权。
掌握新传播技术的受众对新闻生产的积极介入，不是在原有的新闻生产流程上新加入一种因素．而是颠覆了新闻生产方式。新闻职业机构是否必要以及是否有能力去整合新闻的大规模业余生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闻评价机制由集中走向分散，倒逼媒体由“专业评价”向“社会评价”让度新闻评价权。像新闻开放性生产方式一样，新闻评价权社会化。
这几年，很多总编辑级别、具有行业领军人物身份的媒体人，群体离开，离职人群来自传统资深媒体采编、经营、发行、管理等多个领域，其标杆作用对于行业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巨大的。
互联网新媒体的表象冲击、传统资深媒体曾经戴在头上的诸多光环以及职业身份认同的优越性，使得媒体人转行被关注。
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媒体行业所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会逐渐显现。或转行，或转型，很多人已与新闻业关系不大。他们或在新媒体创业，或跨行创业，或加盟著名企业，整体来看，他们新从事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体。
传统媒体人的出走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大概都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职业选择，以及社会自由流动语境下的个人选择。换言之，即使旁观者有再多的遗憾，都不足道，而且都不应该有任何职业道德绑架的非议。
传媒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围绕“良心”不断演绎的过程。媒体人转行既要遵守长期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传统新闻媒介的从业标准和操守，又要面对转型时期对传媒伦理的激烈争议。
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媒体人的加速出走，对媒体行业所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消极影响会逐渐显现。
传统媒体人的出走，也在减少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个体数量。或许有理由认为，每年都会有新生力量补充进来，但是，新人入行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新闻历练与检验。而且，已经很少再有机会诞生新的传统媒体平台。
新传播技术赋权于人人都能生产新闻的同时，消解了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可能性。
对于个人来说，中年人转行，比年轻人需要更多的勇气。一旦选择转行，意味着放弃多年累积的专业背景，一切从头再来。
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好方向以后，要有从头做起的决心，再慢慢积累经验和资源。
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会考虑机会成本，也就是说不但看做这件事得到了什么，还会看做这件事失去了什么。转行，怕的是前功尽弃，更怕的是未来不可期。但如果不转行，继续走原来的路，同样有机会成本，会失去未来的很多可能性。
2、如果你从官媒辞职转行了，问问你能值多少钱？
“腰部”媒体人，他们来自地方报社和电视台，在互联网的敲打下他们的读者和广告越发萎缩，他们在尝试转型，比如说开微信公众号和抖音直播等等，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转型不得要领。
3、为什么很多“腰部”媒体人转型出去不值钱？
关于转型的痛点和迷惘，为什么很多媒体人出去转型不值钱？
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懂商业和互联网，不懂这些就代表不懂赚钱的东西。党报老总关心的是政治规训和意识形态宣传，市场媒体关心的是打打杀杀、愤怒的东西太多了。可是他们的愤怒带来不了收益，长此以往媒体人大都陷入了圈子内部的信息孤岛，他们对互联网和非报业态的东西学习和接触严重不够、不足，所以媒体经常失败、干啥都慢互联网人几拍。
媒体人穷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沉迷陷入愤怒和戾气中，不关注新知识和互联网经济和商业金融。
我发现市场化媒体身上的很多底层逻辑和基因，值得试图转型的媒体人深思和参照，看了很多企业家群和互联网人的群，发现媒体人讨论的东西和他们不是一个频道，人家很少讨论社会新闻、也不愤怒，都是讨论业态和趋势、技术和干货、盈利模式和用户画像等；
讨论媒体问题，互联网人也重点在如何做私域流量和最新的视频号，几乎不谈政治、也不谈热点，甚至不针对社会新闻讨论很多。本有很多次机会获救上岸，但是旧的群体又把很多人拉回了原来的舒适区。
4、为什么媒体人很少转型成功？
媒体人把太多愤怒和精力放在了社会新闻上，在政治和社会新闻方面花费了大量精力，以至于自身赋能不够，导致自己距离商业需要的东西越来越远，即无法变现，又没有学到市场需要的东西。
想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信息茧房与舒适路径依赖：传统媒体人的偏执傲慢与本领恐慌。
建构一个媒体从业人员，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把技能发展与更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有效结合、系统化、终身化的技能成长路径，是技能形成体系构建的核心目标。
媒体人难以翻身的一个最大弊病是，原有的路径依赖，发挥着重要作用。
1）、体制形成的路径依赖。
2）、技能形成的路径依赖。
3、官媒体制舒服区形成的路径依赖。
媒体融合其实顶层设计上有赖体制天花板，受天花板所困。
融媒的发展瓶颈与路径依赖，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是什么，新常态就是艰难突围中，传统媒体的影响力、权威性、乃至盈利模式实际上面临新技术新业态民间舆论场的挑战和消解，如果说经济新常态往往也代表着一种愿景：从结构入手，按规律办事。
那么，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常态也是机自危出，靠体制突破。体制不改，不破不立，到头来，换汤不换药，没起色还是死水一潭。
顶层设计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到新旧媒体的多层级、多结构的相互融通，更涉及到整个传媒产业的整合布局。
每一步改革创新，都面临着保守僵化的教条和超越阶段的、激进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探寻突破都遭遇到继承和发展、现实与长远、渐进与闯关的两难选择。每一项决策动议，都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奶酪，都会迷失于“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众口难调。
传统媒体是个旧邦，危机之下，其命维新，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改革有可能死，也有可能生，不改只有等死。
媒体融合这一过程，有快与慢、局部与全面、量变与质变之分，摊没摊上好领导很重要。不仅需要传统媒体集团领军人物的战略高度及眼光，更是对整个中国传统媒界融合态势的清晰认知。
在沧海横流中，传统媒体集团的融合之路良莠不齐，也更凸显思想解放与观念转变，是推动当前媒体融合改革之路的前提条件。
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是改革成效的动力所在。如果你守着一个陈旧破败的摊子，也看不到有人要锐意改革，改革中也看不到曙光，那我劝你，不如早点跑路。早跑出去还不太拥堵，等满大街都是败逃流亡媒体人的时候，市场上的媒体人也不会太值钱。
互联网作为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机遇与风险并存。快节奏的更迭，让那些传统媒体人容易在大浪淘沙中，抹去曾经存在的痕迹。
事实上，传播是对需求的适应。传播行为只能在发现和适应对象的变化中获得永恒。当受众的需求发生变化时，媒体必须要发现这种变化，并且随之为适应这种变化改进传播服务。
实际上，受众不喜欢某一媒体，并非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官方媒体的表达方式，以及由这种方式，所表现出来的规训人，政治宣传不讲方式方式，简单粗暴的规训，和教训人时的生硬态度。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传播会发生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中国的纸媒和广电行业全产业链竞争时代，需要重点关注三种能力：
一是产业链的纵向整合能力。要做大做强产业链上下游的各个环节，然后贯穿打通，实现各个环节之间的资源对接、相互撬动；二是产业链的横向整合和拓展能力。横向整合，是产业链某一个环节通过整合，处于同一环节上的资源来做大做强；三是产业链之间的联动能力，也就是通过资源互补的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嵌入、相互共振、价值循环，联动升级，实现集团总体价值最大化。
“走还是不走？”或“该不该走？”形成“集体认同”，总是让媒体人非常纠结。一方面将“新闻理想”没落归咎于媒介生态变迁产生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和正视新媒体的劣势来赢得机遇。
总之，无论是坚守还是转行都是个人选择，不用道德绑架。
坚守者的压力来自于职业转型与新闻伦理，而转型者的压力，来自于是否能获得职业正当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职业尊严。
也许下一轮真正的创业机会，就是踏下心来把自己像一颗种子一样摁到土里去，把自己像一个植物一样栽到花盆里面，让自己的根系在现实生活的交易当中不断延展，去吸取土地的养分，完成自己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