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停录、演出泡汤，上海文娱人经历了一个“魔幻”春天

4月，是上海春暖花开的季节。

往年，在这个票房最好的黄金周期，戏剧制作人佟孜会紧锣密鼓地准备五月“静安戏剧谷”戏剧节中，参演剧目的前期宣传；综艺导演小小会往返于繁华的外滩和郊区的录影棚，开始紧锣密鼓地录制；剧集制片人张景会辗转于全国各地，见客户、看场地、盯拍摄进度；纪录片导演靳导会加快拍摄进度，尽早让片子上线；而影院经理李成梁会忙着给五一档影片排片。

而这一切，在2022年都按下了暂停键。

自从上海多地区进入疫情封控以来，线下演出已经全面停止，很多外地来的演员至今仍被困在酒店；综艺、剧集、纪录片拍摄也全面中断，上线日期被无限推迟；而影院更是几乎颗粒无收。

在这个春天，上海的文娱从业者们在未知的前景中困惑、挣扎、迷茫。但他们仍没有放弃，即使内心只剩下一丝希望的火苗，他们仍在努力地保持热爱。

拿什么拯救你，线下演出？

在受到疫情冲击的文娱产业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线下演出。

2021年下半年，为了在戏剧土壤更好的上海施展拳脚，戏剧制作人佟孜向公司申请，来到上海做市场开拓，提升上海站巡演的票房以及维护媒介关系。

2022年大年初七，佟孜便开始筹备3月份巡演的大戏。排练了半个月后，2月24日，排练厅的大厦突然出了一例确诊，而剧组一位演员恰好和确诊病例搭乘了同一部电梯，需要集中隔离。这位演员，也因此失去了演出机会。

佟孜记得，这件事成了演员的心病，他总是和自己赌气说：“为什么就是那个时间我出现在那架电梯上，我为什么不能早一点或者晚一点下楼？”

此时，普陀已经开始浮现出零星病例。但基于普陀离排练厅很远，上海之前的精准防控也很到位，佟孜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剧团依旧在正常排练。

直到3月9日，剧组里又一位演员成了密接，导致整个剧组在酒店接受了48小时的健康监测。祸不单行，几天之后，佟孜所住的小区由于出现密接突然被封，而她也收到了3月上海站演出取消的消息。

好不容易挨到小区核酸全阴解封，佟孜第一时间给剧组发消息，说自己终于可以出来一起排练了。结果，剧组告诉她，就在她被封的这段时间，剧组紧急做了一个决定——去上海周边的另外一座城市排练。

听到这个消息，佟孜非常震惊。“因为当时上海的情况还没有那么紧急，我在想发生什么事你们这么着急要撤。现在想来他们的决定很正确，如果他们待到现在，就会被困在酒店里，根本无法排练。”

演出取消、排练取消，佟孜在上海的工作也彻底陷入了停滞。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4月份另外一场戏能正常推进上。

为了缓和心情，佟孜打算出去散散心。看到上海4月飞西安的机票只要99块钱，她满心欢喜地联系了朋友准备去玩。朋友还特地安慰她：“按过去的情况来看，线下演出顶多需要一周就会开始恢复了。”

结果3月底，佟孜等来的是4月演出取消的通知，这意味着整个4月份，佟孜将没有任何工作可以推进。“如果没有疫情，春季黄金周期内，我们三、四、五月会分别安排一部剧目在上海巡演，这也是今年Q1和Q2的工作重点。但因为疫情，三个项目全延期了。”

3月27日，佟孜打算下楼买东西，邻居突然告诉她，小区大门又封了，因为小区内出现了一例阳性。从这天开始，佟孜正式开始了她的长期居家隔离生活，而这一隔就是近30天。

居家隔离期间，佟孜出不了门，戏剧筹备和排练也无法同步进行。每天除了抢菜之外，让她更苦闷的，是整个上海戏剧行业失去了3-5月这个往年票房最好的黄金周期。经历过这样一次重创之后，行业到底如何恢复？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综合调研票务平台、剧场、演出经纪机构，从2月中旬至3月中旬，演出取消或延期的场次超过4000场，3月下旬还将有约80%的项目停演或延期。据测算，预计至3月底，全国取消或延期的场次约9000场，占一季度专业剧场、新空间演出总场次的30%。预计一季度演出场次较2021年同期降低25%以上，票房收入降低35%以上。

“2018、2019年国内戏剧市场发展得非常好，出现了很多好戏，很多国际大导演也会来国内演出，也出现了很多好观众。但正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时候，2020年突然开始疫情爆发，此后再也没有外国剧团来到国内，国内从业者也不能去国外戏剧节选戏，无论是对观众还是从业者来说，都是极大的损失。”

2月的时候，佟孜还看到很多剧团在招新人，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剧团都停止了招聘。她很担心，本就造血能力不强的戏剧行业，是否又会迎来新的一轮规模缩减？

在线下演出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下，佟孜身边已经有朋友考虑从戏剧圈转行，去大公司做公关经理。但佟孜依旧不想在这个阶段离开戏剧行业，她依然享受在小剧场排剧、演出的状态，享受每天为了一出好戏拼尽全力的过程。

令她欣慰的是，很多戏剧人和她一样没有放弃。

佟孜所在的编剧群里，很多编剧开始自发组织起了线上剧本朗读会。很多平时被琐碎工作连轴转的编剧，开始利用这段时间闭关修炼；还有的朋友试图尝试做live cinema，在线上直播表演戏剧；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海大剧院都把过去的一些精彩演出在网络上进行直播，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官微播放的契诃夫经典话剧《万尼亚舅舅》观看次数达44.6万；

“我知道大幕终会拉起、场灯终会开启，现在要做的无非是等待，在等待中创作。”佟孜说。

综艺录制，无限期推迟

因为做的都是平台A、B级，体量不大的项目，小小调侃，自己是一家驻扎在江浙沪地区、“臀部”综艺制作公司的编导。

2012年，谢涤葵导演的《爸爸去哪儿》一炮而红，小小心中对综艺的热爱也因此种下。

上大学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广播电视编导专业。2020年，大三的小小便进入这家综艺公司实习，最终成功留用。由于公司规模较小，两年下来，小小几乎做遍了执行导演、编剧、Follow PD等各个工种。

由于入行时疫情已经蔓延，小小一入行便知道了很多新“规则”，比如所有涉及到出国的项目都是不可能推进的；去全国各地录制的时候，第一道流程同样是查录制地点的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

“那时候一直很恐慌。好像我们去哪，一离开那里疫情就爆发了，有一种‘跑毒’的感觉。”

2021年11月，小小的项目被安排在长沙录制。结果录制当天，长沙出了确诊病例，行程卡也带上了星。艺人临上飞机前知道了这个消息，本来想下机，但已经无法回头，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录制结束后，小小进行了为期7天的居家隔离。这是她第一次因为录节目被隔离，而这却只是个开始。

2022年1月末，小小去上海为今年的新节目做录前准备，结果恰逢上海小规模疫情爆发，回家隔离了7天。节目组有一位从北京过去的执行导演，因为行程卡带星无法返京，愣是带着团队去其他城市旅游了十四天把星摘掉，才回到北京。

3月中旬，节目正在上海录制。休息期间，因为没带够衣服，小小去上海逛了一家商场，没想到这家商场第二天就被封了。但当时的她并没有在意，还和朋友保证：“不会有事的。”

结果录制结束三天后，小小当时在上海住的社区就被封了。再一次庆幸“跑毒”成功的同时，她眼看着上海的封控范围一步步扩大，最后到了所有录制不得不全面停止的地步。

因为要回收道具，道具老师往往要比节目组晚走两天。节目组离开上海之后，道具老师却被封控在上海酒店，至今无法回家。前两天，道具老师发了一条朋友圈，上面写道：“这是我好久好久以来吃到的正常的一餐”，照片上是一盒盒饭。

“比如说道具、摄像这样的工种，他们按天算钱。像他这样没办法工作，肯定是什么工资都拿不到。对于公司来讲，要承担他隔离期间的费用，相当于这个节目的一单白干，甚至会亏损。”

由于后续录制暂停，节目原定上线计划也被无限推迟。上海平台方的工作人员被封控，审片也无法推进。

而对节目影响最大的，是赞助商。

小小透露，现在节目至少要比原计划晚上线一个月，但赞助商尤其是手机、服装、化妆品等品牌，如果要推出新品，在综艺节目的投放是讲究时效性的。如果没有在预期的月份播出，赞助商很有可能撤资。如果大体量的赞助商撤资，整个节目可能都会流产，这对公司来讲将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由于录制遥遥无期，小小现在只能做一些节目筹备和研发工作，强度比之前少了一大半。但这也意味着，今年的年终奖要大打折扣。

利用这段清闲而又焦虑的时期，小小思考了很多。她觉得，即使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让自己再安然无恙的呆三年，但如果疫情一直持续下去，公司会变成什么样子？整个综艺行业会变成什么样子？而自己到底要不要继续做综艺？

为了缓解焦虑，小小去做了一些面试，拿到了老师和短视频编导的两份offer，薪水也比现在的工作有所提高。

但在接收到offer的那一瞬间，小小发现内心没有任何对新工作的兴奋和憧憬。这和两年前入职综艺公司的心境，是完全不同的。

她意识到，自己好像真的很爱很爱综艺。即使薪资不高，经常加班，但是就这份工作带给自己的情绪价值而言，确实是其他岗位无法比拟的。

这次面试的经历，更让她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虽然准备了这么久的节目如果观众看不到，我会很伤心，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努力白费。因为我付出了，我获得了成就感，也让周围的人认可了我，这就够了。无论环境如何变化，我就尽100%的努力做好节目，如果结果不好，我也不会后悔。”

同时她也看到，上海很多的综艺制作人都在开线上研讨会。有一家公司的节目正值筹备期，即使全员居家办公，团队也经常在线上开会开到凌晨，精心地去打磨选址、选角、台本等每一个细节。

她相信，或许上海解封之后，综艺行业会迎来一个新的大爆发。

把自己写进剧本的制片人

与制片人张景取得联系的前一天，他刚刚离开上海四叶草方舱。

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住在上海的张景经历了封闭在家、发现自己是密接被隔离、入住方舱、回家做核酸抢菜的全过程。而他工作最大的变化，便是学会在辗转多地、纷繁嘈杂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稳中前进，继续把工作推进下去。

张景目前正在做一部古装IP剧的前期开发，主要任务是每天和编剧沟通改编方向，听一听平台的意见。

只要有一个电脑和手机，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张景都要继续工作。因为前期开发时间一旦耽搁，接下来的筹备、拍摄、后期等工作也要推迟，整个项目的周期不仅变大，资金回笼的时间也会变晚。

以往这个时候，张景会和同事们在公司开会，或者出差见客户。但同事们纷纷居家隔离之后，张景的项目讨论会被迫搬到了线上。

为了能够让工作顺利展开，且保证效率，张景的团队经常会前一天敲定第二天开会的时间，但也会有无法预料的事情出现，比如做核酸。“有时候我们正在开会，团队的同事就会被通知做核酸，大家只能停下手中的工作，等对方做完核酸继续工作。”

语音上的沟通经常有延迟，他们无法看见对方的表情，更准确地接受到对方的信息，也会使得效率变低。

“以前和团队面对面沟通，话说一遍大家就能明白。但当会议搬到了线上，我阐述完对项目的见解后，同事还会反复确认‘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生活总是具有挑战性。4月初，从家搬到酒店隔离的张景，好不容易花费近两周的时间适应了酒店的生活，到了4月11日晚上十一点，抗原检测为阳性的张景又被通知要搬往方舱。

张景对那晚的记忆十分深刻。在漆黑的夜晚中，他站在大巴车上等了一个小时，后被告知方舱已满，他又在车上站了近五小时（往返时长）回到酒店，此时已经凌晨四点。折腾到4月12日下午，张景才正式顺利住进方舱，此时的他早已经身心俱疲。

而工作难度也随之增大。

张景所在的方舱位于青浦的国家会展中心——四叶草方舱。无论是空间还是条件，已经算不错。但问题是，方舱体量大，张景所在的区域以大通铺的模式，容纳了几乎三千人。他们的床铺就像电视剧中职场剧的格子间工位一般，小隔间挨着小隔间，每个小隔间搁置两张床铺，二十四小时不熄灯，几乎没有个人空间可言。

张景工作时经常需要阅读，梳理工作，有时候还会自己上手写一些东西。但在方舱的一周里，四周有人和家人、朋友打电话，有人不断抱怨起居环境，还有做核酸的事情穿插进来。与此同时，他还要照顾同行的女儿，自己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时间段专注工作。

张景经常需要等到10点之后，大家基本都睡了，才能拿出电脑工作，“每天大概工作两三个小时。”张景说到这里，不免感叹自己的睡眠质量比较好，才能保持一定的身体能量，“隔壁床铺的阿姨，在这种光亮下很难入睡。”

一个月的封闭生活，张景还能掌控。但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整个影视行业发展就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在筹备剧集的过程中，团队通常需要实地堪景、协调演员的拍戏时间。但如果不知道上海疫情何时截止，这些工作只能搁置在一边，而等是唯一的答案，“我手里也有一些中视频的项目，不能拍就只能搁浅，没有办法。”

如果有剧组正在上海拍摄，无法按时拍摄是小，一旦影响演员的排期，那么即便后期有时间拍摄，演员时间的协调也会成为一大难事，是剧组有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主要跑上海剧组的底层群演来讲，停工更加意味着失去了收入来源。

到了后期阶段，团队还要和后期进行一帧一帧敲定画面。受疫情影响，这些工作只能在线上进行，然而几十集的画面容量很大，网络传输文件便需要几个小时，“时间成本也是一种消耗。”

项目推迟或停摆的每一天，都意味着烧钱。

张景的制片朋友告诉他，有一个剧组被困到了上海的酒店里待命，“住宿费和一日三餐的费用，整个剧组加起来，一天也要消耗十几万了。”张景说，按照一般情况，如果剧组有事停工一天，工作人员的工资是照发不误的，但遇到疫情的特殊情况，剧组可能也会做出工资方面的调整。

在不可抗力面前，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他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把手头工作做好，在混乱中求稳。

团队计划手头IP的开发期为一年，前期工作中，编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张景团队中的编剧王恒，也被隔离在上海家中。往常这个时候，王恒的孩子都会去上学，自己在白天可以拥有大段的时间进行创作，如今小孩和自己一起隔离在家中，时不时地会跑过来找他，从而扰乱创作思绪。王恒没办法，也只能选择深夜进行创作。

方舱隔离的过程中，张景很关注编剧的创作状态，偶尔也会打电话给他，“我隔一段时间会了解他的工作进展，有问题及时沟通，因为编剧如果状态不好，整个项目就没有办法按时完成了。”

尽管困难重重，但影视人们并没有躺平。

张景从业十余年，影视行业里的大风大浪他已经见怪不怪，即便亲历上海疫情，他仍然对未来充满希望，“行业走在低谷之处，不用焦虑也不用迷茫，大家只要坚持做自己热爱的内容，低谷之后，就是走上坡路了。”

张景做过一些现实题材的项目，他想，如果公司有机会做一个关于疫情的项目，自己一定是故事中最有发言权的人。

纪录片人，首先要活下去

“首先要活下去。”这是纪录片导演靳导现在最想跟同行们说的话。

从大学到现在，靳导从事纪录片创作已经五年。但毕业于传媒学校的他告诉娱刺儿，身边很少有同学进入纪录片领域，因为纪录片属于影视产业中的“边缘行业”。

“我们行业里一直有这样一句话：‘想发财就不要做纪录片。’因为挣钱真的太少了。”

靳导苦笑说，自己每年只能拍一两部纪录片，收入仅可支撑他的日常开销，做纪录片导演也几乎是他全部的收入来源。

然而，从2022年4月1号至今，靳导被隔离在上海浦西的家中已经近一个月，一没工作，二没收入。最重要的是，之前已经在进行的纪录片项目被中断，未来如何发展还不得而知。

按正常计划，他目前参与执导的纪录片项目本该3月15号就在平台上线，但3月份上海疫情已经非常严重，剧组的拍摄、交片时间一再被拖延，节目到现在为止也没能播出。

“我们前期已经准备了小半年，制定了非常详细的排期表，疫情影响的虽然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就像‘多米诺骨牌’，后续一连串的工作都被推迟了。”

目前，靳导所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播出形式为周播，无法接续拍摄导致节目上线遥遥无期。如果因为封控而导致节目迟迟无法交片，中间空出的数月时间里，靳导和他的剧组成员就会没有任何收入，因为只有节目上线后才能拿到尾款。而公司也会因为空有成本支出而没有收入，面临不小的亏损。

靳导向娱刺儿透露，此次上海停摆，一些小的影视公司甚至会因为资金链中断而倒闭，“我一个开后期公司的朋友现在就迟迟收不到尾款，但公司还要保障房租、水电、职员工资等硬性支出，后期公司设备更新升级等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现在公司运转都成很大问题。”

上海疫情形势发展，完全超出了靳导与其团队的预期。靳导每天闷在家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刻困扰着他。

一是收入的不确定性。旧的项目没有完成，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接到新的项目；另一方面，纪录片行业本身就是小众行业，疫情影响下导致整个影视行业持续萎靡，纪录片行业也更难以注入新的资本，从业者也会因为“吃不上饭”而渐渐流失。

靳导担心，纪录片行业会因此而停滞，甚至是倒退。

基于这种苦闷与未知，靳导的心情也逐渐由前期的乐观逐渐变得焦虑。“我也只能通过做点‘可控’的事情让自己暂时抽离出来，比如最近我刷完了七十六集的老版《三国演义》，不过这也只能暂时缓解这种‘心焦’的状态。”靳导笑着说道。

但在焦虑的同时，出于自身职业敏感性，靳导突然开始好奇同在隔离中的其他人，是怎么度过这段迷茫而苦闷的生活的。

于是，靳导向周围人征集了一些他们居家隔离的视频。

在这些影像中他发现，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用乐观的方式，来对抗内心所有的不安与焦虑。视频虽短，却温暖而有力量。

在靳导收到的视频中，有人记录了自家窗外栖上枝头的鸟，是如何一步步给自己筑巢，甚至孵蛋的场景。他看完之后特别感慨，平常大家忙于生计，却忽视了窗外的一草一木。如今静态的人类看着动态的自然界，不同的视角之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

“这也是我热爱纪录片的原因吧，打动人的总是最真实的。”靳导对娱刺儿说道。

在影视寒冬之下，靳导的不少朋友都选择离开了影视圈。甚至有人直接转行做起了电商。但在靳导眼里，不论他们是真的放弃了理想，还是想“曲线救国”，这些都无可厚非，毕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尽管靳导现在仍然很迷茫，但他仍选择会为理想而坚持着。“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没有相册。而我愿意成为这个相册的制作者。”靳导对娱刺儿说道。

影院人的煎熬与坚持

而相比于纪录片导演靳导的“坚持”，上海一家影院经理李成梁则用“熬着”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现状。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022年4月24号，影院营业率仍不足50%，全国一半以上的影院都在关停状态，这其中当然包括李成梁的影院。

除2020年之外，往常的4月中下旬开始，各大片方就会带着物料、抢票费等陆续来拜访李成梁的影院。而现在，李成梁已经居家隔离了一个月，他的影院从3月9号就已被通知关停。

“其实普陀的影院在3月9号之前就停业快一周了。3月份重量级的进口片都在下旬上映，所以算下来整个上海的影院从3月份到现在，几乎颗粒无收。”李成梁用“一夜之间，大厦将倾”这句话来形容上海影院被关停这件事。

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李成梁坦言这几年他的影院根本没有挣到钱。一方面是由于现在院线影片的质量、数量逐年走低，无法拉动观众；另一方面，像“幽灵”一样的疫情神出鬼没、挥之不去。

2020年复工之后，影院的限座率从30%逐渐上升到70%；疫情之前，片方还“求”着影院给排片，而现在影院却陷入被动状态，甚至一度出现片方要求影院交保证金电影才能上映的情况。影院与片方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整个电影行业的颓靡变得紧张起来。“2020年复工到现在，每个月都像噩梦一般。”李成梁形容道。

与2020年相比，李成梁坦言，2022年影院停摆对行业的打击更大。

李成梁的影院共500个座位，同体量的影院在五一档大约有20万元的票房入账。2022年失去“五一档”，也意味着这些收入将“打水漂”。而另一方面，2020年停业期间，李成梁的员工还能每周去影院给放映机通通电，防止主板亏电损坏。但今年上海疫情爆发后，防疫政策更加严格，所有员工都隔离在家，影院也只能空关着。

“放映设备是我们影院的‘心脏’，如果影院持续关停，复工之后放映设备一定会出现大问题，一块主板好几万呢。”李成梁无奈说道。